孔子诗学世界的中国智慧

“诗”作为经典文献，春秋晚期以“《诗》三百”的形态进入了孔子、墨子等先秦诸子的思想视野。除孔子儒学之外，《墨子・公孟》亦载：“诵《诗》三百，弦《诗》三百，歌《诗》三百，舞《诗》三百。”但墨子仅仅是引诗10余条，而孔子不仅引诗，而且与弟子教（学）诗、用诗、论诗，这些构成了孔子诗学世界的方方面面。孔子的诗学世界包含着“言”“思”“礼”“仁”“道”等思想意涵，从中透示着孔子儒学特有的富有生命色彩的诗性智慧，彰显了孔子儒学的中国哲学特质，也奠基了整个儒家诗学思想传统。深入阐释孔子诗学世界蕴含的中国智慧，对于我们今天构建中国特色哲学话语体系大有裨益。

1、孔子诗学世界之“言”

孔子诗学世界首先是一个“言”的世界，孔子对其子伯鱼云：“不学《诗》，无以言。”但孔子诗学世界之“言”，并非文学艺术形态的纯粹情感语言方式，亦非科学形态的思辨理性语言方式，而是情理交融的诗性的“启发语言”。这种“言”更多存在于孔子与其弟子围绕诗文的对话之中，这种对话式语言方式有两大特点：一是对话双方的彼此平等；二是对话双方的互相启发。

孔子与其弟子以诗文为主线的对话，是以双方共同的诗学修养为底蕴。《史记・孔子世家》载：“孔子以《诗》《书》《礼》《乐》教。”虽然孔子作为老师，但他与弟子所论并非一种黑格尔式的绝对知识，孔子亦并非据于绝对权威地位，师生双方是平等的对话主体。这种对话式语言方式，是对诗文意义世界的共同揭示，是对孔子儒学命题的共同推进；这种对话式语言方式，不是孔子向弟子灌输一种标准答案，而是对话双方通过对诗文的理解，共同深入孔子儒学的思想世界。

孔子与其弟子以诗文为主线的对话，是双方相互启发的过程。孔子曾两次谈到“诗”之“兴”，即“《诗》，可以兴”“兴于《诗》”。孔子诗学世界之“兴”，并非抽象之“起”，而是一种道德意志的召唤，是自觉向善的冲动。从严格意义上的逻辑推理来看，孔子与其弟子论诗，前后转换似乎缺乏一种逻辑关联，如孔子与子夏论诗，由诗文“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”转换出“礼后乎”的儒学命题；孔子与子贡论诗，由诗文“如切如磋，如琢如磨”转换出“贫而乐，富而好礼”的道德精神。这种转换进程看起来与诗文愈行愈远，却与孔子儒学的思想世界愈来愈近，其中“兴”起到了非常重要的推动作用。所谓“起予者商也”“告诸往而知来者”，“起”“告”“知”均与“兴”相近，即通过“起”“告”“知”进入孔子师生内心的精神世界，从内心中自觉召唤“礼后乎”“贫而乐，富而好礼”的道德精神。孔子两次均用“始可与言《诗》”肯定子夏与子贡，所肯定的不是“诗”之原始本义和表现手法，而是“诗”能够启发孔子儒学的思想世界；“与言”说明“兴”不是单向的，而是师生双向的“视域融合”，是共同开启道德生命问题视域的过程。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，“兴”是孔子儒学特有的一种哲学思维方式，开创了先秦儒学的诗学经典阐释传统。

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也主张并践行一种对话式讨论方式，这种对话式讨论方式，也有两个明显的特点。第一，它是一个苏格拉底不断揭露对方的浅显，使对方不断承认自己无知，不断修正错误，而逐步引导其认识真理的过程。这种方式虽然充满了学术讨论、自由辩证的氛围，可其潜在的仍是一种主客体的对话方式，是预设苏格拉底必将胜出的一种论辩方式。第二，这种对话过程即逐步确立概念的过程，它是一种逻辑递次演进的过程，是以一种论理方式澄清彼此的观念，是一种思辨理性的表达方式。相比于苏格拉底的方式，孔子的对话式语言方式，是一种情感与道德共融的方式，它没有思辨逻辑辩论的冷冰冰的感觉，而是以一种循循善诱的方式，共同推进对话双方对人生意义与价值的体认。

2、孔子诗学世界之“思”

最早的经典文献之一《尚书》载：“诗言志。”《说文》亦载：“诗，志也，从言。”“志”源于内心，或谓“心志”，或谓“志意”。春秋时代贵族大量引诗、赋诗中，经常出现“赋诗言志”“诵诗观志”“歌诗知志”“学诗明志”的现象，“诗言志”已成为周人的一种诗学传统。不过孔子并未简单沿循之，而是以一种“思”的方式，突破了这种“诗言志”传统。

孔子云：“《诗》三百，一言以蔽之，曰：‘思无邪。’”“思无邪”源自《诗经・鲁颂・